总的来说，越靠近I类，监管越松，创新和投资的空间越大，反之则越紧和越小。

分类的前提是评级，根据此前公布的评级办法草案，权重有6方面，包括公司治理（22%）、业务经营（14%）、资金运用（22%）、资产负债管理（14%）、偿付能力管理（14%）、其他方面（14%），公司治理和资金运用仍是重中之重。

过去三年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，是整个金融监管的大逻辑，大资管改革，破除刚性兑付和净值化管理，包括保险落地“偿二代”二期、加码偿付能力的风险管理，都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。

而公司治理占据最大的权重，并不令人意外。从银行到保险，公司治理一直是过去三年的监管重点，“明天系”横跨银行和保险两大领域，金融机构沦为大股东提款机和内部人控制这两大公司治理的黑洞，是此前金融创新野蛮生长的成本和代价。这一堂市场风险的公开课，让监管和公众都深以为戒。

因此，这是一次“集大成”的监管文件，将之前碎片化的、散见于各个红头文件的监管要求，集结成册，构成风险监管体系的闭环。

监管不是目的，发展才是目的，监管需要做的是识别风险和防范风险，为发展扫除障碍。比如在“资本大鳄”时期名声扫地、日益污名化的万能险，产品本身没有问题，但囿于过往，企业纷纷绕道不再敢发力。而在分类监管下，实力强、声誉好的企业，就可以在这方面放开手脚。风险程度高的企业，则不要将风险外溢到整个社会，从源头堵住风险，努力控制负的外部性。

另一方面，保险市场的同质化竞争一直是难题。竞争当然是越充分越好，但一拥而上的同质化竞争，使得竞争不仅内卷，更变成一种内耗。原因当然很多，但险企风险没有分类，所有企业做所有产品的状况，同质化是显而易见的。

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监管，高质量监管不是什么都管起来，而是有加法有减法，分类监管就是如此。鼓励头部企业去做更大难度的市场创新，警惕风险预警的企业螺旋下坠，中间广大圈层的企业则做好信披和风控，根据不同的监管适配要求，各自安好，各自努力。

从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到人身险分类监管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两项改革都是还权力于市场。

注册制比较好理解，相比核准制，注册制只要保证信披，好与不好，上与不上，最终由市场说了算。上市与否的权力，从证监会下放到各个交易所，由垄断权力的监管部门下放到存在竞争关系的市场主体（尽管交易所具有强烈的政府指导色彩），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意义的取向明显。

分类监管则因“精准”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从而“解放”全行业的生产力和创造性。事实上，分类监管向监管部门提出了很高的专业要求和行政素质，在给监管做加法的同时，给市场做减法。如果做不到分类监管，那就只能是等同强度的监管全覆盖，产品创新和长期投资都受到限制，全行业为个别企业的冒进、激进和不负责任买单，不符合市场奖优罚劣的内在规律。因此，监管做好分类，其余的交给市场和企业，也是一种曲线还权力于市场的做法。

时不我待。改革与供给正快马加鞭，是为了让市场与企业轻装上阵，把因疫情影响而失去的消费夺回来。当监管、预期、法治、信用等供给侧火力全开之际，也将是中国经济重新加速之时。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要津，不能甩起袖子一边看，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。